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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章 贤良对策开儒统 初政经略定海疆（第1页）

公元前140年,冬季十月，汉武帝颁下诏书，令大臣们举荐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的人，考题是古往今来治理天下之 “道” ，这次考试有100多人参加。广川人董仲舒作答道：所谓的‘道’，就是让天下通往长治久安路，而仁、义、礼、乐，则是推行‘道’的具体途径与手段。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离世后，他的后代能够长久稳坐天下，国家历经数百年太平，这无一不是推行礼乐教化所积累的功绩。只要是个君主，都渴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、长存于世。然而，众多国家却陷入政治混乱、濒临危亡的境地。这是为啥呢？原因就在于君主用人不当，所采用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是正道。如此一来，国家政治便会日渐衰败，一步步走向灭亡。就像周王朝在幽王、厉王统治时期走向衰败，并非治国之道消亡了，而是幽王、厉王肆意妄为，不遵循正道治国。而到了周宣王在位之际，他衷心倾慕先王的德政，全力以赴恢复那些被遗忘的优良政令，填补政治上的缺失，大力发扬周文王、周武王的伟大功业，最终使得周代的王道再次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，这无疑是宣王日夜勤勉、不懈推行善政所收获的卓越成效啊。

孔子曾说：人能让道发扬光大，而不是靠道来彰显人。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国家的兴衰存亡关键在于君主自身。只要不是上天要改朝换代，如果君主行为端正，那么统治权就会稳固；反之，如果行事违背常理，那就会失去统治地位。?作为君主，首要的就是端正自己的思想。只有自身思想端正了，才能整顿朝廷；朝廷整顿好了，才能管理好百官；百官治理有序，才能教化好百姓；百姓风气正了，四方的少数民族也会受到影响。当天下都进入正道的统治范围时，就会出现阴阳调和、风调雨顺、万物和谐、百姓安居乐业的祥瑞之事，这就是理想的治国境界。?孔子曾因自己的身份卑微，虽然有高尚的德行却无法招来凤凰、河图等祥瑞之事而感到悲哀。如今陛下贵为天子，虽然具备了招致祥瑞的地位、权势和资质，是个有仁有义君主，但为何祥瑞之事没有出现呢？主要原因就在于道德教化推行还不够，百姓没能走上正途。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，如果不用教化筑起堤坝，就难以阻止。?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教化的重要性，所以治理天下时都把教化作为根本。他们在都城设立太学，在地方兴办学校，用仁、义、礼来教育和规范百姓的行为，所以当时刑罚轻却很少有人犯法，这就是教化的力量。圣明的君主即便治理混乱的时代，也会先扫除以前的不良影响，大力的推行教化，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，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。?反观秦朝，废弃了先王的治国之道，他们只图眼前的利益，结果导致国家短短十四年就灭亡了，遗留下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消除干净，导致社会风俗浅薄，百姓也缺乏忠信德义。这就像琴瑟弦音不和谐时需要更换琴弦一样，治理国家遇到阻碍时也需要适时的进行变革，时代不同，制定的律法也不同。汉朝自建立以来，一直想治理好国家却未能如愿，就是因为该改革的时候没有改革。

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，会让臣子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，等到他们成年后在根据各自的才能授予官职，用爵位和俸禄来培养高尚的品德，用严厉的刑罚来震慑邪恶的念头。这样百姓才能懂礼、义，让他们知道冒犯君主是可耻的。周武王高举正义的旗帜灭了商王朝，随后周公又制礼作乐，到了成王、康王的时代，刑罚闲置了近四十年，这就是教化浸润的成果，而非单纯的依靠刑罚。但秦朝却完全相反，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推崇申不害、商鞅的严刑酷法和韩非的权术，完全废弃了圣王治理国家的方法，这就助长了贪婪功利风气的蔓延。官员们只注重虚名而不务实，表面上看起来恭恭敬敬，但内心却怀有反叛之心，这就导致犯罪频繁的发生，国家虽然有严酷的刑罚却无法制止犯罪的发生，根本原因就是之前已经败坏的风气没有得到教化纠正。如今陛下统一天下，全国的百姓也都臣服了，但百姓没有真正的受益，或许就是忽略了教化的根本原因。《曾子》说：尊重所学的道理并践行，就能使自己的德行高尚起来。 希望陛下能将圣王的治国之道真正落实到实践中来，百姓受益了，陛下的功业就能与古代圣王比肩了。为国家招揽贤才的关键就在于兴办教育。如果不重视士人却还想得到贤能的人才，这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美玉一样。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，应该设立太学、聘请德行高尚的老师，通过考试选拔人才。而郡守县令作为百姓的表率，如果无德无才，就会导致君主的仁德无法传递到百姓身边，甚至出现官员苛待百姓、贪腐横行的情况，结果就是百姓生活变得更加困苦、阴阳也会失衡，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之中。这一切都源于官吏不行，可见兴办教育、培养合格的人才已是当务之急。

过去选拔官员主要存在两大问题，一个是官员大多从权贵子弟，比如郎中、中郎及二千石官员子弟或者富家子弟中挑选，他们未必就是贤能的人才；另一个是评判标准变成熬资历，只要任职时间长就能升官，却忽视了实际政绩——有能力的人可能被长期埋没，没法实现自己的抱负；没能力的人反而靠时间混到了高位，这就导致挑选官员时贤愚难辨、廉耻不分。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：就是让各地的高级官员，比如列侯、郡守、二千石官员从各自的管辖范围内选拔贤能得人才，每年必须推荐两人到朝廷任职，然后通过他们的表现考察推荐者的识人本事。如果推荐得是贤能的人才就奖赏，反之就惩罚，这样官员们就会全力的发掘人才，天下有能力的人都有机会为国家效力。其次选官还应打破时间长短定功劳的旧制，以他们的实际能力授予官职、以品德的高低决定职位的高低，这样才能让真正有能力的人上位，让没本事的人退位。还有个人修养也是十分重要的，古今圣人并非突然就显贵起来了，尧从诸侯起步，舜在民间崛起，都是靠积累而成的。一个人的言行无法隐藏，看似一个十分微小的选择却会慢慢地塑造命运：积累善行就如同身体生长一样，每天进步却不自知；积累恶行就如同灯油耗尽一样，不知不觉就走向了衰败。这就是为什么尧舜能流芳千古，桀纣却遗臭万年， 关键就在于是否注重 小事的积累：善待百姓的每一个决定，纠正弊端的每一次行动，看似细微，最终都会汇聚成改变天下的力量。生活就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组成的，把每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好，就算福分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，但祸事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。

所谓 的“道”，其实就是让人保持快乐而不放纵，始终做善事而不感觉到疲倦。人们如果遵循这个 “道” 来做事，万世都不会有弊端，如果出现了弊端，那必然是偏离了 “道”的范围。如果国家政治混乱、政令不通，一定是因为执行古代圣王的 “道” 的过程中有所偏离，这时就需要用 “道” 中被忽视的部分来补救出现的弊端。夏、商、周三代圣王的治国方法各有各的侧重点（夏代推崇忠直，商代推崇恭敬，周代推崇礼仪），但这并非彼此矛盾，而是因为他们各自面对前朝留下的社会问题，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治病。孔子说：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，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；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，废除和增加的内容也是能知道的；以后如果有朝代继承周代的制度，哪怕过了一百代，其制度也能推测出来。 这说明一个国家无论经过多少代君主，治国的根本原则都离不开夏、商、周这三种道的框架。为什么孔子没提夏代之前的虞舜和唐尧之间制度的增减呢？那是因为尧舜时代天下大治，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完全一致的，不需要修补弊端，所以只需要直接延续就行了。就像舜帝继位后，只是按天意修改了历法和礼仪颜色，其他的政策完全沿用尧的做法，本质上并未改变道的核心。道之所以深远博大，是因为它源于自然规律和正义原则，只要这二者不变，道的核心就不会变。比如夏禹继承虞舜、虞舜继承唐尧，三位圣王都是直接传承治国之道，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不需要纠错，自然就无需改变。由此可见：如果继承的是一个治理良好的朝代，只需要延续原有的“道”就行了；如果继承的是一个混乱的朝代，那就必须通过调整具体方法来修复“道”的完整，但 “道” 的核心（如仁、义、礼）却是永远不变的。

汉朝建立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之后，理应改变周代那些过于繁琐的礼仪制度，回归夏代推崇的忠直之道即朴实真诚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。可为什么古今差距如此之大呢？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治国的根本原则，或许是违背了自然规律。这就像自然界中，长了锋利牙齿的动物不会再长角，长了翅膀的鸟类却只有两只脚，这是上天让得到大便利的事物不再获取小利益。同样的道理，古代的官员享受了朝廷的俸禄，就不能再靠体力谋生或从事商业了，这也是得大利者不取小利的天道体现。但如今我们的很多官员那是既享受国家的高官厚禄，又凭借自己的权势与百姓争利。他们富裕显贵却经营工商业，普通老百姓怎么能竞争得过呢？这样下去百姓只会越来越贫困，富人奢侈无度，穷人走投无路，自然就会为了生存铤而走险。此时即便刑罚再多，也无法阻止百姓犯罪了，因为根本问题就在于官员与百姓争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性。官员本应是百姓的榜样，百姓和远方民族都在观察和效仿他们的行为。如果官员一心追逐钱财、害怕贫穷，就违背了自身的职责（官员该追求的是仁、义、道、德，担心的应是无法用仁、义教化百姓，而非计较个人得失）。《易经》里说 背着东西乘车会招来强盗，意思是身居高位却做着百姓谋生的事，必然会引发祸患。真正的官员行事，应该像春秋时期鲁国丞相公仪休那样，坚决拒绝与民争利、坚守君子之道。此外，天下统一是古今不变的道义，但如今各学派观点不一、百家学说混乱，导致君主无法统一思想，国家的法令制度频繁变动，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对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：凡是不属于儒家 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和孔子学说的其他思想，应当统统禁止传播。只有禁止了这种扰乱国家思想的学说、消除了学派混乱的现象，才能让国家政令统一、法度明确，让百姓知道该遵循什么。这既是维护国家稳定的根本，也是实现天下长治久安的必经之路。

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回答非常满意，对他的才华和见解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并决定任命他为江都国的相。与此同时，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份参加了考试对答，他的表现同样出色，汉武帝对他也十分欣赏，于是提拔他担任中大夫一职。在这之后，丞相卫绾向汉武帝上奏说：此次举荐的贤良中，有些人研究的是申不害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等人的学说，这些学说往往会扰乱国家的政治秩序。因此，我建议将这些人全部遣返，以免他们对国家造成不良影响。汉武帝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，最终批准了卫绾的奏请。董仲舒自幼便对《春秋》有着深入的研究。在孝景帝时期，他就已经担任了博士官。他的言行举止都严格遵循着礼法，从不做任何违背礼仪规范的事情，因此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敬重，大家都以尊敬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。当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国的相后，他开始侍奉江都易王刘非。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，此人向来骄横跋扈，喜欢逞强好胜，以勇力自傲。然而，董仲舒却用礼义之道来辅佐和纠正刘非的行为，使得刘非对他也颇为敬重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间到了春季的二月，汉武帝颁布了一道赦令，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，朝廷开始发行三铢钱。?

六月发生了两件大事：首先是丞相卫绾被免职，几天后，汉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，武安侯田蚡为太尉。窦婴和田蚡都推崇儒家思想，而汉武帝本身也看重儒学，于是两人趁机向汉武帝推荐了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，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。赵绾上任后，向汉武帝提议修建 ，作为诸侯朝见天子的场所，并推荐了自己的老师、鲁地名儒申公。这年秋天，汉武帝派使者带着贵重的礼品和驾着舒适的车马，专程前往迎接八十多岁的申公。申公来到长安后，汉武帝就向他询问治国之道，而年迈的申公只说了一句：治理国家不在于说多少漂亮话，关键是要务实做事。 当时汉武帝正喜欢文采辞令，听到申公这么直白的回答，汉武帝直接就被整的沉默了 — 他虽然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，但既然已经隆重的把人家请来了，那礼数也不能少了呀，最后就任命申公为太中大夫，安排他住在鲁王的官邸，让他参与讨论修建明堂、天子巡视地方、更改历法和礼仪服饰等重要制度改革事宜。

这一年，内史宁成犯罪，被判处髡钳刑。?

公元前139年?，寒风呼啸的冬季十月份，淮南王刘安从封国来到长安朝见武帝。按辈分来说刘安是武帝的叔父、才能也还不错，所以武帝就很尊重他，没事干的时候，武帝就把他召他来交谈，眼看就来到了黄昏，二人这才停下了交谈。?

刘安一向与武安侯田蚡关系好，他来长安朝见天子时，武安侯就到霸上去迎接他，并告诉他说：目前皇上没有太子，大王又是高皇帝的亲孙子，对待百姓也是有仁有义的，这点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。如果皇帝突然去世，除了大王之外还有谁能继承帝位呢！刘安听到他这么说，顿时就喜出望外，并给田蚡赠送了丰厚的金钱财物。?

窦太后非常的喜欢黄老学说，不喜欢儒家学说。赵绾向武帝说国家政务不要再向太后奏报了，窦太后听说后勃然大怒，说道：他这是想做第二个新垣平吧！接着窦太后就派人暗中搜集赵绾、王臧贪赃的证据，以此责备武帝用人不当；武帝看到这也无话可说，于是就废止了兴建明堂的事，而赵绾等人主张的一切制度全都被废止。武帝把赵绾、王臧交给相关部门去处置，结果他们都自杀了。丞相窦婴、太尉田蚡遭到牵连也被免职，申公也以有病为借口，被免职归家。职场真的不好混，一个不小心就得罪了大佬，轻则前途没了，重则命都没了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