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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章 大冯梦破（第2页）

大冯早就察觉到皇帝对自己起了疑心，特别是皇帝滞留邺城时，她的不安和忧惧达到一个高峰。《魏书·皇后传》：“高祖自豫州北幸邺，后虑还见治检，弥怀危怖，骤令阉人托参起居，皆赐之衣裳，殷勤托寄，勿使漏泄。”大冯派出一批又一批宦官前往邺城探望皇帝，她结好这些宦官，指望他们不说自己的坏话。而且，她还派自己亲信宦官双蒙去探测皇帝的态度：“亦令双蒙充行，省其信不。”对这些负有多重使命的洛阳宫来使，大概孝文帝都予以接见，言语之间不免虚虚实实、彼此试探。大冯委派的这些宦官不辱使命，都不肯说大冯的坏话（即使皇帝在那里暗示并引导），只有一个例外：“然惟小黄门苏兴寿密陈委曲，高祖问其本末，敕以勿泄。”从孝文帝对苏兴寿“敕以勿泄”来看，孝文帝的调查一直是秘密进行的。

受沔北战事影响，孝文帝在洛阳只停留了一个半月。这一个半月当然要处理许多政务，以及主持或出席许多重要仪典，这些事都是公开举行的，会被记录下来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事却绝对不会公开，甚至也不大可能被记录（史书所记往往得自参与者事后的回忆或社会上的传闻，不一定可靠），那就是清算大冯的罪过，并给出明确的“判决”。《魏书·皇后传》：“至洛，执问菩萨、双蒙等六人，迭相证举，具得情状。”最后的时刻到来了（具体日期已不可考），这是自前年秋天送别之后，大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。仍在病中的孝文帝，躺在含温室的病床上，被执的高菩萨等六人立于门外，室内外戒备森严，然后叫皇后进来。《北史·后妃传》：“后临入，令搜衣中，称有寸刃便斩。”《魏书·皇后传》：“后临入，令阉人搜衣中，稍有寸刃便斩。”文字虽小有不同，孝文帝的紧张与恐惧却一样弥漫于字里行间。这种紧张与恐惧，是孝文帝二十三四岁之前的日常，现在又回来了。

显然大冯没有携带任何武器，所以被准许入内，但孝文帝仍对她极为戒备，让她坐在远离自己的地方：“后顿首泣谢，乃赐坐东楹，去御筵二丈余。”接下来，孝文帝让门外的高菩萨等把先已招供的罪状再说一遍，然后斥责大冯。《北史·后妃传》记孝文帝的话：“汝有妖术，可具言之。”《魏书·皇后传》则记为：“汝母有妖术，可具言之。”大冯是什么反应呢？她要求旁人都退出，说有机密的话要跟皇帝说（“后乞屏左右，有所密启”）。皇帝命贴身侍卫都退出，只留下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大长秋卿白整，白整“取卫直刀柱之”，就是拿了一把卫士用的长柄大刀，杵着刀立在一旁。大冯见白整在，仍不肯说话。孝文帝用细布塞住白整的耳朵，还低声叫白整的名字，叫了三次，白整都没反应，说明他真是听不见了。于是大冯说了一番话，当然，“事隐，人莫知之”。

这一番神秘的谈话之后，孝文帝让他的两个弟弟彭城王元勰和北海王元详进来。二人是孝文帝最信任也最有能力的两个亲王：前者一直随侍孝文帝，协助处理军国大务，在孝文帝病重时更是日夜不离病榻；后者留守洛阳，被孝文帝召至悬瓠、委付机密后再返回洛阳，可以说是孝文帝在洛阳的代理人。不过他们两个都知道后宫深险，所以“固辞”，不敢进含温室。孝文帝对他们说：“昔是汝嫂，今便他人，但入勿避。”两人一进来，孝文帝就说：“此老妪乃欲白刃插我肋上！可穷问本末，勿有所难。”在两个弟弟面前（以及可以想象的更多人面前），孝文帝的羞愧和他的愤怒几乎是一样强烈，或更加强烈。《魏书·皇后传》：“高祖深自引过，致愧二王。”

最终怎么处理呢？孝文帝先确定一个原则：“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。”小冯被废，孝文帝已自觉有损清德，一之谓甚，其可再乎？哪怕只为自己的名誉计，也不能再废一个皇后了。更何况还涉及前太子元恂的诸般冤情，张扬开去有害无益。孝文帝对两个弟弟说：“且使在宫中空坐，有心乃能自死，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。”名义上不作任何处理，实际上已视为囚徒，仅在表面上保留她的皇后排场。史书这样解释孝文帝何以不废大冯：“高祖素至孝，犹以文明太后故，未便行废。”把孝文帝从宽处理的原因归之于他对冯太后的“至孝”，怕是只见其表未见其里。我的理解，孝文帝对冯太后及其家族，恐惧多于感念，循礼多于真情。不废大冯，与其说孝文帝对冯太后仍存孝心，不如说他碍于清议，自惜羽毛。

元勰、元详离开后，孝文帝“乃赐后辞死诀”，就是宣布至死不复相见。“再拜稽首，涕泣歔欷。”大冯回宫后，似乎还不太清楚问题的严重，竟对孝文帝派来问话的宦官发脾气，说：“我天子妇，当面对，岂令汝传也！”于是孝文帝让大冯的母亲常氏入宫，拿木杖“挞之百余乃止”。算是让她认清形势，面对现实，不再摆皇后的谱。可是，对皇后的处理既不公开，知者有限，她必要的威仪还是要维持。如史书所说：“（皇后大冯）虽以罪失宠，而夫人嫔妾奉之如法。”表面上还是皇后，有基本的面子，实际上已被监控起来。

这些事还没处理完，沔北战场传来了坏消息。二月“癸酉（499年3月24日），（陈）显达攻陷马圈戍”。据《南齐书·陈显达传》，陈显达率领的四万齐军，围攻马圈四十天，守城魏军“食尽，啖死人肉及树皮”，只好弃城而逃。军情紧急，魏军如不及时夺回马圈，沔北各戍可能发生连锁性的溃败。孝文帝只好抱病再度亲征，三月庚辰（499年3月31日）从洛阳出发。按照他离开时的安排，尽管大冯仍保留表面上的皇后排场，皇太子元恪却与大冯之间实现了完全的切割，“令世宗在东宫，无朝谒之事”。元恪再也不需要“二日一朝幽后”了，他与大冯之间的母子关系正式解除了。毫无疑问，对于元恪来说，这是自迁洛以来头一次真正轻松的时刻。

孝文帝大军自洛阳向南，十七天后，三月丁酉（4月17日）到马圈城下。然而，就在抵达马圈的前十一天，“帝不豫”，孝文帝的病情忽然加剧。彭城王元勰和在悬瓠时一样“内侍医药，外总军国之务”。据《魏书·献文六王·彭城王传》，孝文帝对元勰说：“牵疴如此，吾深虑不济。”又说：“吾患转恶，汝其努力。”而且很可能，这次亲征之始，孝文帝就对自己的健康信心不足。据《魏书·景穆十二王·任城王传》，孝文帝出征前对元澄说：“朕疾患淹年，气力惙弊，如有非常，委任城大事。是段任城必须从朕。”

几乎与魏军大败齐军同时，孝文帝病情越来越重，进入危重状态。庚子（4月20日）“车驾北次谷塘原”（谷塘原在今河南邓州附近），六天后的四月丙午（4月26日），孝文帝去世。据《魏书·高祖纪》，在死前两天（三月甲辰，即4月24日），孝文帝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：第一是“诏赐皇后冯氏死”，第二是“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阼”，第三是确立六大臣建立新皇帝的辅政班子。实际上，这大概是元勰等在御医徐謇等确定皇帝即将不治之后，提出的一套对策，让弥留之际（也许一直昏迷中）的孝文帝认可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孝文帝会不同意这样处理。

《北史·后妃传》对上述第一条决定有细致描述，记孝文帝对元勰说：“后宫久乖阴德，自绝于天，吾死后可赐自尽别宫，葬以后礼，庶掩冯门之大过。”弥留之际怎么会说得这么啰唆呢？毋宁说是元勰事后解释遮掩的话。孝文帝死于谷塘原，因敌军离得不远，元勰与元澄决定秘不发丧，仪仗军容不变，装作孝文帝仍然活着的样子，继续北行。到南阳宛城，悄悄把孝文帝尸体装入棺材，再放进大车里，仍装作他还在养病的样子。一路向北，又走了十天，终于抵达鲁阳，与从洛阳来奔的皇太子元恪、孝文帝长弟咸阳王元禧等相遇。四月丁巳（5月7日）正式宣布皇帝驾崩，同日元恪即位。

很可能是在孝文帝刚死、大军还在谷塘原时，元勰派使者前往洛阳传信给皇太子，同时向元禧、元详等报告噩耗。根据分工，元禧陪太子南奔，元详坐镇洛阳。元详首先要做的，就是执行孝文帝的遗诏处死大冯。《北史·后妃传》：

北海王详奉宣遗旨，长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药。后走呼，不肯引决，曰：“官岂有此也！是此诸王辈杀我耳。”整等执持，强之，乃含椒而尽。梓宫次洛南，咸阳王禧等知审死，相视曰：“若无遗诏，我兄弟亦当作计去之。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，杀我辈也？”谥曰幽皇后，葬长陵茔内。

算算大冯从立为皇后到“含椒而尽”，不过一年八个月，其中还有超过一半时间处在担惊受怕中。李善注《文选》引《文子》曰：“有荣华者，必有愁悴。”愁悴来得如此迅疾，也是难以想象。恰如班固所言：“朝为荣华，夕而憔悴，福不盈眦，祸溢于世。”

⊙ 《北史·高车传》︰“后孝文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，高车不愿南行，遂推袁纥树者为主，相率北叛，游践金陵，都督宇文福追讨，大败而还。”据此，高车部落兵是在南行路上决定逃跑的，他们受召后大概已行至朔州（盛乐）以南，所以逃归路上才能“游践金陵”。

⊙ 这些守护在含温室的人，《北史·后妃传》作“中常侍”，即宦官;《魏书·皇后传》作“中侍”，即内侍，其中有宦官，也有卫士。我觉得应从《魏书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