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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98章 历史的见证者（第1页）

春去秋来，寒暑交替。日历翻到了五十年代中期。华东工业大学的梧桐叶黄了又绿，绿了又黄，送走了一届届毕业生，又迎来一张张新鲜面孔。校园里，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，图书馆的藏书日渐丰富，操场上永远洋溢着年轻的声音和汗水。“林文”教授依旧穿着他那身半旧的中山装，夹着讲义，穿梭于教室、图书馆和宿舍之间，岁月在他眼角增添了细纹，但步伐依然沉稳，眼神依然清澈。

他的课程在系里已经小有名气，选课的学生常常爆满。他讲课的风格也随着时代悄然调整，案例更多地引用了建国后各条战线上涌现的典型事迹——鞍钢的劳模、大庆的勘探队、治理淮河的民工……但他总能在讲述这些“主流”事例时，嵌入他独特的视角，强调系统协作、科学管理、数据积累和长远效益。他的课堂上，依然有笑声，有激烈的讨论，有学生闪着光的眼睛。

他不再仅仅是课堂上的传授者，也渐渐成为一个沉默的、行走的观察者。利用寒暑假和偶尔的出差机会，他会去一些地方看看。不是以“林晓将军”或“特别顾问”的身份，而是以普通学者调研、探亲访友的名义。

这一年暑假，他去了趟安徽。名义上是探望一位远房亲戚，实际上是想亲眼看看淮河治理工程和农村合作化的实际进展。他坐火车，转汽车，最后甚至搭乘了一段农用的拖拉机，来到淮河边的一个村庄。

村庄的面貌比起战乱年代确实好了许多，土坯房虽然简陋，但大多完整，村里有了识字班，田埂上插着合作社的牌子。他住在亲戚家，白天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，听他们用浓重的乡音谈论庄稼、工分、合作社的分配。他看到了集体劳动的热火朝天，也看到了因为经验不足导致的窝工和物资调配的混乱；看到了新修的水渠带来的便利，也听到了对某些“一刀切”政策私下里的抱怨和担忧。

晚上，在煤油灯下，他和村里的老支书、会计，还有几个有点文化的年轻社员聊天。老支书是个满脸皱纹的老汉，参加过支前，对共产党充满感情，但提起合作社的具体管理，也是一肚子困惑：“上头政策是好的，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。可怎么个‘好’法？几百号人，地有肥瘦，人有勤懒，机器就那几台，怎么摆弄才能都不吃亏、都出劲？难啊！”

林晓听着，不轻易发表意见，只是偶尔问几个问题：“记账是怎么记的？”“劳力怎么评工分？”“遇到抢收抢种，怎么调配人力和畜力？”他问得细，老支书和会计也就掰着手指头给他算，有时算着算着自己也糊涂了，互相争辩起来。林晓静静听着，脑海里却在快速分析：这本质上是一个超大规模、生产要素复杂（土地、劳力、工具、天气）、且目标多元（公平、效率、积累、国家任务）的生产管理问题。光有热情和口号是远远不够的，需要更精细的组织设计、更透明的核算方法、更适应农业特点的激励和反馈机制。

离开村庄时，他悄悄留下了几本适合农村干部阅读的简易算术和记账方法手册，还有一支钢笔和几个笔记本，说是给村里识字班用的。老支书千恩万谢。

回程的火车上，他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这片土地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、深刻的社会变革，其规模和复杂性远超当年的任何一场战役。热情澎湃，成就显着，但困难、矛盾、探索中的失误也同样真实。他只是一个旁观者，一个见证者，无法，也不能直接介入。他能做的，或许只是在大学的讲堂上，在那些未来的建设者心中，种下一些关于科学、关于系统、关于实事求是的思维种子。当他们将来走向农村、走向工厂、走向管理岗位时，或许能比前人少走一点弯路，多一份理性和智慧。

回到学校，新学期开始。李振华已经升入大四，正在准备毕业设计。他选择的题目是《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定额管理与激励问题——基于皖北某县的调查分析》。这个选题让林晓有些意外，也暗自赞许。看来上次关于“东方旅”转型的讨论，以及后来课堂上关于组织管理的种种分析，确实影响了这个年轻人思考问题的方向。

一天课后，李振华拿着初步的调查提纲来找林晓请教。他的调查地点，巧合地离林晓暑假去过的村庄不远。

“林教授，我暑假回去做了一些初步走访，发现合作社的管理问题比我预想的还要复杂。单纯的‘工分制’似乎很难准确反映劳动投入和产出，容易导致‘磨洋工’或者争抢轻活。而且，国家统购统销政策下，合作社自主调整生产的空间很小，遇到天灾或市场变化，应变能力很弱。”李振华眉头紧锁，显然调查让他看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