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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（第3页）

我的信和这些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所有十四到十八岁之间有点“文学素养”的小女孩不都是这么写作吗？又或者因为看过G的几本书，我也受到了这些情书如出一辙的风格的影响？我更倾向于相信是某种无形的“规律”让我本能地这么写。

事后回想，我才明白，这就是一场骗局：以同样的恋物般的激情，如法炮制一本又一本以花季少女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，这帮助G建立起了一个魅力十足的形象。更危险的是，这些情书，也为他逃脱人们所谓的恶魔称号提供了担保。所有这些所谓爱的宣言不仅清楚地证明他是被爱的，而且更厉害的是，还证明了他也懂得，是的，如何爱人。这个虚伪的把戏不仅唬住了他的年轻情人们，还骗过了他的读者。我终于明白他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后就开始给我疯狂写信的真实意图。对G来说，和少女的恋爱便是一种写作，也是权威，他所施加的精神控制，让女孩们以书面形式证实了她们得到了满足。一封情书便是一个爱的印记，收信人感到自己有义务回复，而如果这封信的措辞热情洋溢，她就需要以同样热烈的情绪来回应。在这种无声的命令之下，女孩会觉得自己必须要让G相信自己很满意，万一有警察突然上门，这段关系也是毫无疑问经过她同意的。当然，他在亲热这方面很是得心应手，甚至称得上是大师。证据便是他让我们体会到的那前所未有的愉悦的高潮！

对于在他的床上失去处子之身的少女们而言，她们尚没有遇见其他可以比较的对象，来自她们的爱的宣言自然也是可笑的。

可惜了那些会为他的作品而狂热的读者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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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法国作家拉克洛创作的长篇书信体小说，讲述爱情的游戏，以及对异性的诱惑与追逐。下文提到的瓦尔蒙子爵与都尔维尔夫人便出自本书。

[2]法国历史人物，阿伯拉尔是中世纪一位神学学者，爱洛伊丝为其学生，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教会所不容的凄美爱情故事。

出于财务需要，G会严格地按照一年一本的节奏出书。他会花上几周的时间写我们，写我们的爱情故事，写他所谓的“救赎”：一本取材于我们的相遇的小说，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对这场“太阳般灿烂”的爱情，对他因一名有着美丽眼眸的十四岁少女而从放荡的生活中“重生”的伟大见证。多么浪漫的题材啊！唐璜[1]克服了对性的狂热，下定决心不再受欲念驱使，发誓要改过自新，于是宽恕和丘比特之箭同时降临。

他快乐、兴奋而专注地将记录在一本Moleskine黑色笔记本上的想法用打字机整理出来。他告诉我说，这个本子和海明威用的是同款。他还是严禁我读他的那些私人日记和文学手稿。但自从G开始写这部小说，现实就发生了变化：渐渐地，我从他文学创作的缪斯变成了他笔下的虚构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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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西班牙民间传说中的人物，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，在文艺作品中常用作情圣的代名词。

G脸色阴沉，神情凝重，一点不像平时的他。我们约在平时常去的一家咖啡厅见面，就在卢森堡公园对面。当我问何事令他如此困扰时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对我说了实话。他上午收到了未成年人侦讯所[1]的传唤，因为对方接到了一封有关他的匿名举报信。看来并不是只有我们才钟情于写信这种通讯方式。

G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将我所有的信、照片（或许还有别的会连累他的物件）都藏在了一个箱子里，寄放在一个不知道是公证员还是律师的人家里。与侦讯所的会面定在了下星期。毫无疑问，这和我们有关，和我有关。法律规定的性同意年龄是十五岁。而我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标准。事情很严重。我们需要为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。时代变了吗？现在的社会风气是否不再那么开放纵容了呢？

接下来的那个周四，母亲焦急地等待着有关这次会面的消息。她知道她监护人的身份也面临危险。因为选择包庇女儿和G的关系的那一刻起，她就有受到处罚的风险。她甚至有可能失去我的监护权，而我将会被安置在寄养家庭中，一直待到成年。

电话响起，她紧张地一把接过。过了几秒钟，她的神色松缓下来。“G一会儿来找我们，大概十几分钟，他听上去还不错，我想应该是顺利的。”她一口气说道。

G走出位于热斯夫雷堤岸的巴黎警察局时，颇为轻松，对于自己成功地将女探员和她的同事们哄骗过去很是得意。“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，”他一进门就吹嘘了起来，“警察向我保证说这不过走个形式而已。那女探员对我说，针对名人的举报信，您知道的，先生，我们每天都会收到上百封。”和往常一样，G确信是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又在起作用了。倒也不是不可能。

警察给他看了他们收到的那封信。信的署名是“W，孩子母亲的一位朋友”，里面详细地描写了我们的一些事迹以及最近的举动。比如我们去看了哪一场电影。我是哪一天、几点钟到他家里，然后过了两个小时才回到母亲的住处。信里更是着重强调了我们行为的卑劣：“不，不仅如此，您知道的，这是一种耻辱，他以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。”诸如此类。这是匿名信的典型写法，堪称标准，几乎是一种拙劣的仿作。我感到毛骨悚然。一个奇怪的细节是，这封信中将我少说了一岁，兴许是为了强调这些事情的严重性。信里说的是“十三岁的小女孩V”。到底是谁能花这么多时间来监视我们呢？还有就是这个奇怪的署名，就像是故意留下的线索来让人猜想作者的身份。若非如此，又何必留下这个首字母呢？

母亲和G于是展开了疯狂的推测。我们把自己的每一个朋友都当成潜在的告密者。有可能是住在三楼的邻居，一位年迈的女士，她是文学教授，在我小时候偶尔会在周三带我去法兰西喜剧院。或许是我们在街角忘情接吻时被她撞见了？她没准会认出G（毕竟她是教文学的），而且她是亲历过德占时期的，那时人们肆无忌惮地写这种举报信。但我们想不通“W”这个署名，这对她来说有点太时髦了。乔治·佩雷克的《W或童年回忆》显然不会是拉特雷耶夫人熟悉的篇目，她研究的基本都是十九世纪之前的作品。

也可能是让-迪迪埃·沃尔夫洛姆，著名的文学批评家，他应该很擅长模仿别人的作品，就和那些没办法以第一人称单数写作的人一样。又或者他们完全不会写作，尽管他们靠这个为生。肯定就是他，G说。首先，首字母是吻合的。另外，他和你母亲也很熟，因此觉得要对你多加关照。

让-迪迪埃确实时不时会邀请我吃午餐，并且鼓励我写作，天知道为什么。“V，你得写东西，”他经常这么对我说，“写作，呃，可能听起来有点傻，但其实你只要坐下来，然后……开始写就好了。每天写。不间断地写。”